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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0月12日，中国正式设立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看这公园名字，既有珍稀动物，又有河流源头，有山有雨林，都是要保护的生态。

　　早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首次提出国家公园的构想。1872年，美国正式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旨在保护其独特的地热景观和野生动物资源。此后，这一模式被世界各国广泛效仿，成为自然保护的重要形式。

　　在中国，国家公园制度并不是传统风景区逻辑的延续，而是基于国家战略、自上而下推动的顶层设计。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15年启动首批试点；2021年正式设立首批5个国家公园。2022年底，《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印发，全国共遴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规划到2035年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根据2017年发布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国家公园被定义为“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

　　五个国家公园的建立不是简单的“景区升格”，而是对中国生态治理方式的全面重塑。国家公园实行“统一设立、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保护”，强调国家代表性和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例如，三江源国家公园保护着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水系源头，被称为“中华水塔”。这种国家层面统筹管理的生态安全屏障，远超传统“公园”概念所能涵盖的范畴。

　　“保护国家最美的风景线，必须靠最硬的法律线。”这句听似口号式的话语，实际上凝结着中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中最核心的命题：如何用制度把“绿水青山”真正守护下来。

　　从2015年启动试点到2024年《国家公园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中国在不到十年时间构建了一套初步完备的国家公园法治体系。《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相继出台，从选址、设立、管理到退出机制层层设防。

　　依据《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在选址标准方面，国家公园的设立应当具有国家代表性，能够代表我国自然生态的典型类型，必须具备“生态系统原真性与完整性”，面积达到生态功能需求，具备生态保护和科学研究价值。通过遥感调查、生物多样性普查等技术手段进行科学评估。例如，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正在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综合监测体系，计划到2025年在公园内部署约4000到5000台野生动物监测相机，每个公里网格点部署1到2台，以实现对动物活动的全面监测。[2]

　　国家公园的设立程序也极为严谨。需由国家公园主管部门组织开展前期工作，包括省级提议、专家论证、部委联合审核等多重任务，编制设立方案，再按程序报国务院审批，审批通过后还需勘界立标，才能挂牌运营。一旦设立，国家将逐步统一行使资源管理权，实行垂直管理。同时，已设立的国家公园区域将不再保留或新设其他类型的自然保护地，以确保管理的统一性和规范性。法律还明确规定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红线。禁止任何破坏生态系统的开发行为，如采矿、伐木、高强度旅游等。例如在武夷山国家公园，传统竹筏漂流保留为“文化展示区”项目，但核心区严禁人类进入，仅限科研使用。[3]

　　制度不仅保护自然，也守护民生。国家设立生态补偿机制。以三江源为例，2022年，共有2.3万名放下牧鞭的牧民“持证上岗”成为生态管护员，仅此一项，农牧民家庭年均增收便达2万元以上。海南则通过生态移民政策，帮助超过460多户、1800余人从核心区搬迁至安置点，并通过“政府+企业+村集体+农户”的合作模式，共同发展生态产业。仅从新高峰村2023年的数据来看，村集体就创收二十余万元，提供用工3600多人次，村民务工收入近55万元。[2]

　　《国家公园法》还强化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未来所有国家公园将设立公众咨询委员会，管理部门需定期公开财务与资源使用报告。武夷山国家公园已上线“智慧公园”系统，公众可在线查看生态监测数据，参与流量预约与意见反馈等。

　　中国国家公园的立法路径，正在实现从“绿水青山”到“法治蓝图”的跨越。这场制度建设，不仅关乎自然，更关乎国家的治理现代化。

　　在九曲溪畔的竹筏上，游客们聆听导游讲述武夷山的丹霞地貌与茶文化传说；而在太平洋彼岸的黄石公园间歇泉旁，游客们驻足等待下一次喷发奇观。相隔万里，它们却都在试图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在人类文明与自然秩序之间找到平衡？

　　从制度路径来看，欧美国家的国家公园多由公众自下而上推动设立，强调“公众的自然权利”[4]。而中国的国家公园则源于顶层设计，是国家意志驱动下的制度创新。这种方式使得中国能够迅速完成制度整合与资源统筹，形成“统一管理、分区保护”的特色路径。

　　从管理方式上看，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由国家公园管理局统一监管，配套设施完备，2023年接待游客超过400万人。英国湖区国家公园则注重社区参与，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环保组织、市政代表和土地所有者。德国的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则以地方政府主导，强调地方自治和社区参与。日本富士箱根伊豆国立公园，采用“地域制自然公园制度”，允许公园内存在私人土地，强调与地方社区的合作管理。中国目前仍处于“保护优先、适度开放”阶段。例如三江源目前尚未大规模向游客开放，重点发展“生态科研+保护体验”模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核心区严格限制进入，以保护野生虎豹栖息地。

　　各国的国家公园之间，通过合作建立更广泛的保护，如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与俄罗斯“雪松溪谷”国家自然生物圈保护区和“豹之乡”国家公园签署了三年的合作计划，共同保护跨境野生动植物。2025年4月1日，中国大熊猫国家公园与法国比利牛斯国家公园正式建立结对合作关系，加强两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旅游等领域深入合作。

　　尽管路径不同，但国家公园的目标却高度一致：保护最具代表性的生态系统，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

　　国家公园不是“孤岛”，而是国家生态治理版图上的关键节点。在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危机日益严峻的今天，中国的国家公园探索，正在逐步走向全球生态治理的“共识区”。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度实践地，国家公园正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地标，不仅是自然风光的展示窗口，更是国家治理模式与生态主权意识的重要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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